（一）
吕思勉《史学与史籍七种》详论考证：
史事之须搜辑，永无已时，既如前章所述矣，其考证则如何？凡史事无不待考证者，何也？曰：史事必资记载，记载必本见闻，见闻殆无不误者，即不误，亦以一时一地为限耳，一也。见闻不能无误，记忆亦然；即谓不误，亦不能无脱落之处，脱落之处，必以意补之，【非必出于有意。】以意补之，安能无误乎？二也。事经一次传述，必微变其原形，事之大者，其围必广，相距稍远之处，即不能不出于传闻，传闻之次数愈多，真相之改变愈甚，三也。推斯理也，史事传之愈久者，其变形亦必愈甚矣，四也。凡一大事，皆合许多小事而成，恰如影戏中之断片，为之线索者，则作史者之主观也，主观一误，各事皆失其意义，五也。事为主观所重，则易于放大；所轻，则易于缩小，六也。【每有史事大小相等，因史文之里，而人视之，遂轻重迥殊者。《史通·烦省》曰：蚩尤，黄帝交战阪泉，施于《春秋》则城濮、鄢陵之事也；有窮篡夏，少康中典，施于两漠，则王莽、光武之事也；夫差既诚，勾践霸世，施于束晋，则恒玄、宋祖之事也；张仪、马错为秦开蜀，施于三国，则钟会、邓艾之事也。即此理。】事之可见者，总止其外表，至于内情，苟非当事者自暴其隐，决无彰露之日，然当事者大抵不肯自暴者也，有时自暴，亦必仅一枝一节，即或不然，亦必隐去其一枝一节。夫隐去一枝一节，其事已不可晓，沉于仅暴其一枝一节者乎？又沉当事者之言，多不足信，或且有伪造以乱真者乎？更谓当事者之言，皆属真实，然人之情感、理智，皆不能无偏，当局尤甚，彼虽欲真实，亦安得而真实乎？一事也，关涉之人亦多矣，安得人人闻其自暴之语乎？七也。情感、理智之偏，无论何人皆不能免，读《文史通义·史德篇》可知。然此尚其极微者，固有甘心曲笔，以快其恩仇好恶之私；又有迫于势，欲直言而不得者矣。邻敞相诬之辞，因无识而误采；怪诞不经之语，因好奇而过存，【如王隐、何法盛《晋书》有《鬼神传》，即其一例。见《史通·采扑篇》。】更不必论矣。八也。事之可见，止于外形，则其内情不能不资推测，而推测为事极难。识力不及，用心过深，其失一也；即谓识解无甚高低，而人心不同，各如其面，内情亦安可得乎？九也。异时、异地，情即不相同，以此时、此地之事，置诸彼时、彼地情形之中，谬误必不能免，前已言之。此等弊，显者易知，其微者无论何人，皆不能免，十也。事固失真，物亦难免，何者？物在宇宙之中，亦自变化不已，古物之存于今者，必非当日之原形也，十一也。有此十一端，而史事之不能得实，无待再计矣。如摄影器然，无论如何逼肖，终非原形；如留声机然，无论如何清晰，终非原声。此固一切学问如此，然史主记载，其受病乃尤深也。欧洲史家有言：史事者，众所同认之故事耳。岂不信哉？【为众所不认者，其说遂至不传，如宋代新党及反对道学者之言论事实是也此等不传之说说，未必遂非。】
史实之不实如此，安得不加以考证？考证之法有：（一）所据之物，可信舆否，当先加以审察；（二）其物既可信矣，乃进而考其所记载者，虚实如何也。
史家所据，书籍为多。辨书籍真伪之法，梁任公《中国历史研究法·史料搜集》一章，所论颇为详备。惟为求初学明了起见，有失之说杀之处耳，当知之。
凡书无全伪者，如《孔子家语》，王肃以已意羼入处固伪，其余仍自古书中采辑；又其将己意羼入处，以为孔子之言则伪，以考肃说则真矣。故伪书仍有其用，惟视用之之法如何耳。凡读古书，最宜注意于其传授。读古书者，固宜先知学术流别，然学术流别，亦多因其言而见。清儒辑佚多用此法，如陈乔枞之《三家诗遗说考》，其最显而易见者也。又据文字以决书之真伪，似近主观，然其法实最可悖，此非可执形迹以求，故非于文学有相当程度者，决不足以言此。《伪古文尚书》为辨伪最大公案，然其初起疑窦，即缘文体之异同，此两法虽亦平常，然近人于此，都欠留意，故不惮更言之也。
辨实物真伪之法，如能据科学论断，最为确实，否则须注意三端：（一）其物巨大，不易伪造者；（二）发现之时，如章太炎所谓万人贞观不容作伪者；（三）其物自发现至今，流传之迹如何。大抵不重古物之世，发现之物较可信，如宋人初重古物时，其所得之物，较清人所得为可信是也。以此推之，则不重古物之地，所得之物，亦必较通都大邑、商贾云集之地为可信。
考证古事之法，举其概要，凡有十端：设身处地，一也；【谓不以异时、翼地之事，置之此时、此地之情形中也。如以统一后之眼光，论封建时之事；以私产时之见解，度共产时之人，均最易误。】注意于时间、空间，二也；如【以某事傅之某人，而此人、此时或未生，或已死，或实不在此地，或必不能为此事，即可知其说之必误。】事之有绝对证据者，须力求之，三也；【绝对证据，谓如天地现象等，必不可变动者。】小事似无关系，然大事实合小事而成，一节模糊，则全体皆误，四也；【有时考明其小节，则大事可不烦言而解，如知宋太祖持以画地圆之斧为玉斧，则知以斧声烛影之说，疑太宗篡弑之不确是也。】记事者之道德，学识，及其所处之境，与所记之事之关系，皆宜注意，五也；【关系在已者，如将兵之人自作战史；关系在人者，如周知交作传志。】进化、退化之大势，固足为论断之资，然二者皆非循直线，用之须极谨慎，六也；由此推之，则当知一时代中，各地方情形不同，不可一概而论，七也；【如今固为枪炮之世，然偏僻之地，仍用刀剑弓矢为兵者，亦非无之。】以科学定律论事物，固最可信，然科学定律，非遂无误，又科学止研究一端，而社会情形，则极错杂，据偏端而抹杀其余，必误矣，八也；事不违理，为一切学术所由建立，然理极深奥，不易确知，时地之相隔既遥，测度尤易致误，故据物理推断之说，非不得已，宜勿用，九也；【据理推断之法，最易致误，然其为用实最广，此法苟全不许用，史事几无从论证矣，此其所以难也。必不得已，则用之须极谨慎。大抵愈近于科学者愈可信，如谓刘塑公本系豪杰，断无立朝羣臣、羞愧流汗之理，便校近真；胡周公型人，其杀管、蔡，必无丝毫私意，便较难信因其事，一简单，一复杂也。《史通·暗惑》一篇，皆论据理论事之法，可参看。其实此法由最古。《孟子·万章》、《吕览·察传》所用，皆此法也。此法施之古史最难，以其所记事多不确，时代相隔远，又书缺有间，易于附会也。】昔人有为言之，或别有会心之语，不可取以论史，十也。搜采惟恐不多，别择惟恐不少，此二语，固治史者所宜奉为圭臬矣。（吕思勉《史学与史籍七种》 论考证）
梁启超《清代学术概论》 论及经史考证：清学自当以经学为中坚。其最有功于经学者，则诸经殆皆有新疏也。...... 清儒以小学为治经之途径，嗜之甚笃，附庸遂蔚为大国。...... 音韵学又小学之附庸也，而清代特盛。...... 典章制度一科，在清代亦为绝学。其动机起于治三《礼》，后遂泛滥益广。
清初诸师皆治史学，欲以为经世之用。王夫之长于史论，其《读通鉴论》、《宋论》皆有特识。而后之史学家不循斯轨。黄宗羲、万斯同以一代文献自任，实为史学嫡派。康熙间，清廷方开《明史》馆，欲藉以网罗遗逸；诸师既抱所学，且藉以寄故国之思，虽多不受职，而皆间接参与其事。相与讨论体例，别择事实。古唐以后官修诸史，独《明史》称完善焉。乾隆以后，传此派者，全祖望最著。
顾炎武治史，于典章制度风俗，多论列得失，然亦好为考证。乾嘉以还，考证学统一学界，其洪波自不得不及于史，则有赵翼之《廿二史札记》，王鸣盛之《十七史商榷》，钱大昕之《廿二史考異》，洪颐煊之《诸史考异》，皆汲其流。四书体例略同，其职志皆在考证史迹，订讹正谬。惟赵书于每代之后，常有多条胪列史中故实，再归纳法比较研究，以观盛衰治乱之源，此其特长也。
凡此皆以经学考证之法，移以治史，只能谓之考证学，殆不可谓之史学。其专研究史法者，独有章学诚之《文史通义》，其价值可比刘知几《史通》。（梁启超《清代学术概论》十四 经史考证）
学术盛衰，当于百年前后论升降焉。元初学者，不能学唐宋儒者之难，惟以空言高论，易立名者为事；其流至于明初《五经大全》易极矣。中叶以后，学者渐务于难，然能者尚少。我朝开国，鸿儒硕学，接踵而出，乃远过乎千百年以前。乾隆中，学者更习而精之，可谓难矣，可谓盛矣。
国初以来，诸儒或言道德，或言经术，或言史学，或言天学，或言地理，或言文字音韵，或言金石诗文，专精者固多，兼擅者尚少，惟嘉定钱辛楣先生能兼其成。（阮元《十驾斋养新录》序）
潜研老人小像《一代儒宗钱大昕》，嘉定博物馆编
钱大昕（1728 - 1804），字晓微，一字及之，号辛楣，江苏嘉定人。乾隆十九年（1754）考中进士，曾任翰林院编修，先后担任过南京钟山书院、太仓娄东书院、苏州紫阳书院山长，乾隆四十年（1775），以父忧返乡，从此潜心著述。
钱大昕主张，学子当读全史，批评经学家不读史：“尝谓自惠（栋）、戴（震）之学盛行于世，天下学者但治古经，略涉三史。三史以下，茫然不知，得谓之通儒乎？”（江藩《汉学师承记》卷三）
钱大昕历时三十年年，撰《廿二史考異》百卷，考辨严谨，言必成理，事必举证，不仅以文书互校，以杂著考史，还以金石文字校史。其自序云：
予弱冠時、好讀乙部書，通籍以後、尤專斯業。自史、漢訖金、元，作者廿有二家，反覆校勘，雖寒暑疾疢、未嘗少輟。偶有所得，寫於別紙。丁亥歲，乞假歸裡，稍編次之。歲有增益，卷帙滋多。戊戌，設教鍾山，講肄之暇， 復加討論。间與前人闇合者，削而去之；或得於同學啟示，亦必標其姓名。郭象、何法盛之事，盖深恥之也。
夫史之難讀久矣。司馬溫公撰《資治通鑒》成，惟王勝之借一讀，它人讀未盡十紙，已欠伸思睡矣。況廿二家之書，文字煩多，義例紛糾。輿地則今昔異名，僑置殊所；職官則沿革迭代，冗要逐時。欲其條理貫串，瞭若指掌，良非易事。以予儜劣，敢云有得。但涉獵旣久，啓悟遂多，著之鉛槧，賢於博弈云爾。且夫史非一家之書，實千載之書，祛其疑，乃能堅其信，指其瑕，益以見其美。拾遺規過，匪為齮齕前人，實以開導後學。而世之考古者，拾班、範之一言， 擿沈、蕭之數簡，兼有竹素爛脫，豕虎傳訛，易“斗分”作“升分”，更子琳為惠琳，乃出校書之陋，本非作者之諐，而皆文致小疵，目為大創，馳騁筆墨，誇曜凡庸，予所不能效也。更有空疏措大，輒以褒貶自任，強作聰明，妄生疻痏，不卟年代，不揆時勢，強人以所難行，責人以所難受，陳義甚高，居心過刻，予尤不敢效也。桑榆景迫，學殖無成，惟有實事求是，護惜古人之苦心，可與海內共白。自知 槃燭之光，必多罅漏，所冀有道君子，理而董之。
庚子五月廿有二日、嘉定錢大昕序
（二）《廿二史考異》卷一《史记》一
《史記·秦始皇本紀》
嫪毒封為長信侯。《索隱》云：“案：《漢書》嫪氏出邯鄲。王劭云：‘賈侍中說秦始皇母予（卽與字）。嫪毒淫，坐誅，故世人罵淫曰‘嫪毒’也。”案：賈侍中說以下，出許叔重《說文》。其所引《漢書》，則班氏無此文，當是《漢書注》也。《南越傳》“嬰齊取邯鄲樛氏女”，《索隱》云：“樛音紀虯反，樛姓出邯鄲。”此“嫪”字《正義》亦音紀虯反，葢“樛”“嫪”古文通用。今人讀“嫪”為郞到切，非也。
九年。《正義》云：“穆帝永和八年，石勒為慕容俊所滅。”“俊”與“儁”同。是歲儁滅丹閔，非石勒也。
《梁》傳至天正二年，侯景破梁，至廣陵。案：侯景廢簡文帝而立豫章王棟，攺元天正，是年景卽篡位，明年景死，而傳國璽入于齊，則天正無二年也。此云天正二年，蓋據北齊紀載之文，削侯景之年，亦不用承聖號也。
摶心揖志。《索隱》云：“摶，古‘專’字。《左傳》云：‘如琴瑟之專壹。’” “搏”當作“嫥”。《說文》：“嫥，壹也。”俗本“搏”作“搏”，尤誤。揖，古“輯”字。《書》“輯五瑞”，《史記》亦作“揖”。
北過大夏。《正義》云：“杜預云：‘大夏，太原晉陽縣。’案：在今井州。”予謂《正義》說非也。始皇立石，誇聲敎之遠，豈近取晉陽之地乎？《周書》王會解“正北空同、大夏”《大宛傳》“張騫從月氏至大夏”，卽其地也。
別黑白而定一尊。《李斯傳》“別”作“辨”。古書“辨”與“別”通，《周禮小宰》“聽稱責以傅別”，故書作“傅辨”。
異取以為高。《李斯傳》作“異趣”。
雖萬世世不軼毀。《正義》云：“軼，徒結反。”“軼”與“迭”同。古書“軼”、“迭”二字多通用，《左氏傳》“彼徒我車，懼其侵軼我也”，《釋文》“軼，直結反，讀如迭。”成十三年“迭我殽地”，亦侵軼之義。《封禪書》“軼興軼衰”，《漢書》作“迭興迭衰”。
飯土㙧，啜土形。《李斯傳》“塯”作“匭”，“形”作“鉶”古文“簋”與“匭”同，讀若九，與塯音相近。《太史公自序》“形”作“刑”，“塯”亦作“簋”。徐廣《注》云：一作“溜”。《說文》無“塯”字，則此文當為“溜”也。子嬰為秦王四十六日。《李斯傳》“子嬰立三月。”
《史記·項羽本紀》
項梁使沛公及項羽別攻城陽。“城陽”當作“成陽”，縣名，屬濟陰郡，非齊之城陽國也。
誰為大王為此計者。此時沛公未為漢王，蓋臣下尊之之稱。項羽亦未自王，故沛公呼為將軍，而范增、項莊巳稱為君王，樊噲、張良亦稱為大王，史亦屢書項王，皆據當時相尊之詞。
烏江亭長檥船待。“檥”當從鄒氏本作“樣”， “樣”與“漾”同。
《史記·高祖本紀》
秦泗川監平。《注》：“文穎曰：‘泗川，今沛郡也。’”案：《曹參世家》、《樊噲周昌傳》俱作“泗水”。《漢書·地理志》“沛郡，秦泗水郡”，而《本紀》亦作“泗川”。
別攻城陽，屠之。“城”當作“成”，卽下文所謂“至成陽與杠里”者也。
至成陽，與杠里。《索隱》云：“成陽，縣名，在濟隂，韋昭云在穎川，非也。”案：成陽《漢書》作“陽城”，故韋昭以潁川之陽城當之，當從《史記》作成陽為是。
高祖巳擊布軍㑹甄。《注》“案：《漢書音義》‘㑹音儈保，邑名；甄音直僞反。’”《索隱》云：“《漢書》‘甄’作‘缶’，音保，非也。”案：《漢·志》沛郡蘄縣有罃鄕，高祖破黥布，師古音“罃”為直恚反，卽此會甄也。隸書“垂”似“缶”，故《漢書·高紀》譌為“缶”字。孟康讀“會”為儈保之“儈”，非讀“甀”為“保”，小顏未達孟義，妄有訾謷，小司馬又承顏之謬而不察爾。
《史記·呂后本紀》
得定陶戚姬。《注》：“如淳曰：‘姬音怡，衆妾之總稱也。’”《索隱》云：“如淳音非也。姬，周之姓。天子之宗女賞於它姓，故遂以姬為婦人美號。”予謂“姬”從臣聲，“姬妾”字讀如怡，乃是正音。六朝人稱妾母為姨，字易而音不殊，與姬姓讀如基者有別。如淳去古未遠，當有所受，小顏、小司馬輩輒非之，誤矣。
寧蚤自財。“財”與“裁”同，悔不早自引決也。《漢書·高五王傳》“財”作“賊”，小顏訓為害，義亦通。
㪅名梁曰呂，呂曰濟川。案：呂后二年，割齊之濟南郡為呂王奉邑；及呂產徙王梁地，攺呂國曰濟川，以王孝惠之子，則濟川卽濟南也。諸呂旣誅，先徙濟川王於梁，乃告齊王，令罷兵，蓋仍以濟南還齊矣。
《廿二史考異》卷六 《汉书》一
《汉书·高帝纪》
羽自立为西楚霸王，王梁，楚地九郡。 按：《本纪》与《项籍传》俱有“王梁、楚地九郡”之文，而九郡之名，注家罕能详之。考战国之际，楚地最广，羽旣以长沙奉义帝，九江王英布，衡山王吴芮，南郡王共敖，而梁之河内、河东亦不在羽封域之内，则羽所有者，于秦三十六郡中，实得泗水、砀、薛、会稽四郡，而史称九郡者，据当时分置郡名数之也。高帝六年，以故东阳郡、鄣郡、吴郡五十三县立荆王，以砀郡、薛郡、郯郡三十六县立楚王，此二国卽项羽故地。然则九郡者，泗水也，东阳也，东海也，（卽郯郡）砀也，薛也，鄣也，吴也，会稽也，东郡也。《灌婴传》，度江，破吴郡长吴下，遂定吴、豫章、会稽郡；（豫章当作鄣）《吴王濞传》，上患吴、会稽轻悍，是会稽之外，更有吴郡矣。《水经注》，广陵城，楚、汉之闲为东阳郡；《晋志》，汉武帝分沛、东阳置临淮郡，是楚、汉之间有东阳郡也。（文颖云：东阳今下邳，盖因后汉改临淮郡属下邳国故云，非谓卽治下邳也。）
以故得刼五诸侯兵。董敎增曰：注家说五诸侯者不一，颜氏牵引诸王以足五数，于义亦非。盖此处五诸侯有河南、韩、魏、殷等，而《项籍传》赞云：“遂将五诸侯灭秦”，又系何人？寻其条贯，当据故七国，以其地言，不以其王言也。汉定三秦，卽故秦地。项羽王楚，卽故楚地。其馀韩、赵、魏、齐、燕为五诸侯。刼五诸侯兵，犹后言引天下兵耳。故汉伐楚，可言五诸侯，楚灭秦，亦可言五诸侯也。
六年，以故东阳郡、鄣郡、吴郡五十三县立刘贾为荆王，以砀郡、薛郡、郯郡三十六县立弟文信君交为楚王，以云中、雁门、代郡五十三县立兄宜信侯喜为代王，以胶东、胶西、临淄、济北、博阳、城阳郡七十三县立子肥为齐王。 按：秦三十六郡，无东阳、鄣、吴、郯及胶东、胶西、临淄、济北、博阳、城阳之名。盖楚、汉之际，诸侯分王其地，各自立郡，非秦文旧。胶东、济北，项羽所立国名，与齐号为三齐。临淄卽齐都，博阳卽济北王都也。《曹参传》：“攻破齐历下军，遂取临淄，还定济北郡。”盖田荣幷三齐之后，以济北为郡，师古以为史追书之者，非也。《英布传》：“九江、庐江、衡山、豫章郡皆属焉。”秦时止有九江郡，其馀皆楚、汉之际所置。谓三十六之外皆非郡者，眞契舟求劒之见也。《楚元王传》：“王薛郡、东海、彭城三十六县。”东海卽郯郡；《纪》有砀郡，而《传》无之。考《地理志》，梁国故秦砀郡，高帝五年为梁国。梁为彭越所封，楚元不能得之，当从《传》为是。
十一年，立子恢为梁王，子友为淮阳王，罢东郡，颇益梁；罢颍川郡，颇益淮阳。谓分东郡、颍川之支县以益二国，非废此二郡也。
钱大昕 竹石灵芝图 嘉定博物馆藏
武帝纪
建元五年，平原君薨。妇人薨，例不书，此以外祖母属尊特书。
六年，大司农韩安国出会稽。当作“大农令”。太初元年，始改名大司农也。
元光元年，海外肃眘、北发、渠搜、氐、羌徕服。《晋灼》曰：“《王恢传》（当云《韩安国传》）‘北发、月氐可得而臣’，似国名也”。臣瓒曰：“《孔子三朝记》云‘北发渠搜，南抚交址’此举北以南为对也。”师古曰：“北发，非国名，言北方卽可徵发渠搜而臣属之。瓒说近是。 按：《大戴礼少闲篇》，“海外肃愼、北发、渠搜、氐羌来服”之文凡四见，而“南抚交趾”仅一见，其文又不相属，则非以南北对举明矣。孔子三见哀公，为《三朝记》七篇，今在《大戴记》，卽《千乘》、《四代》、《虞戴德》、《诰志》、《小辨》、《用兵》、《少闲》七篇也。瓒何不考，而妄为此说乎！卢辩注《大戴》，以北发为北狄地名；李善注《文选》，以为国名，与晋灼说同。师古解为徵召之义，误矣。然小颜之误，亦自有因。《公孙宏传》载元光五年制词，有“北发渠搜、南抚交址”之语，明以南北相对，训为徵召，于义似允。然此实制词之误，平津对策，略而不言，盖知其误而不欲讼言之耳。渠搜西域之国，以为北方，亦未通于地理。（《新序杂事篇》亦云：“北发渠搜、南抚交址”，又承武帝制策之误。）
于是董仲舒、公孙宏等出焉。按：平津侯以元光五年对策擢第一，始见任用。是岁初徵贤良，除博士，不合意而移疾去。
六年，遣车骑将军衞靑。按：是年靑自大中大夫为车骑将军，元朔五年春，靑为大将军，《公卿表》皆不载。车骑之号，其时犹未甚贵。大将军之失书，则传写脱漏也。
元鼎五年十一月辛巳朔旦冬至。按：自是年至太初元年，相距八岁，中积二千九百二十二日，冬至当在癸亥，不得到甲子。再以月法收之，得积月九十八又二十七日有奇，冬至当在十一月二十八日，未得置闰于天正前也。若用太初之元，则辛巳之冬至又后天一日。史家特据当时所颁之朔书之耳。《律歴志》载元朔六年甲申朔旦冬至，乃太初改歴后逆推之，当时未必以为章首也。
六年，定西南夷，以为武都、牂柯、越巂、沈黎、文山郡。按：文山郡宣帝地节三年省入蜀郡，惟沈黎郡《纪》、《志》不言何时省倂。考《后汉书西南夷传》：莋都夷者，武帝所开，以为莋都县；元鼎六年，以为沈黎郡；天汉四年，幷蜀为西部。此可补《本纪》之阙。
元封三年，朝鲜斩其王右渠降，以其地为乐浪、临屯、玄菟、眞番郡。臣瓒引“《茂陵书》临屯郡治东暆县，眞番郡治霅县。”按：《地理志》无霅县，东暆则乐浪属县也。《昭帝纪》始元五年，罢眞番郡。王伯厚谓临屯郡亦始元五年罢，肰班《史》无之。
太初二年，御史大夫儿宽卒。御史大夫书卒，自宽始。惟《元帝纪》失书陈万年卒，史阙文也。御史大夫卒，例书姓。竟宁元年御史大夫延寿卒，不书姓，亦阙文。
后元二年，帝崩于五柞宫。臣瓒曰：“帝年十七卽位卽位，五十四年，寿七十一” 按：武帝十六岁卽位，明年改元，寿至七十。瓒说误。
（作者：成小秦，1975年毕业于陕西师大外文系；1980年毕业于爱丁堡大学英文系；先后在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、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从事翻译及教学。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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